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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伯替出版了名为《法心理学》（Legal Psychology）的著作。

一方面，私法的地位和公法的区别尚未确立，另一方面又进行着两者的融合和一体化，由此产生的问题也必须放入其中，难题就摆在面前了。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条件下，行政权才可以限制或消灭物权。

[30]参见前注〔28〕，萧也红文，第25页。这也并不是杨教授所称的未来私法和公法一起发展。并且在搜寻论及美浓部理论的论文时，不使用美浓部三个字为主题，而是搜索和其相关联主题的论文，再从这些论文中找寻论及美浓部理论的内容。[41] 但是，在这篇论文中，杨教授并没有详细论述什么是公法关系。关于这一点，可能存在这样的前提：公共性高、权力性高的事务原本应是从社会公权力所分配的公共事务中来的。

[52] 这些主张首先都强调区分在理念、思想上的意义。20世纪80至90年代……采取‘回避的态度。正是人类经由学习而获得的那些能够告知他们在不同的情势中什么是正确的行事方式和什么是错误的行事方式的规则，才使得人类不断地增强了他们与日益变化之情势相调适的能力，尤其是与本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进行合作的能力。

民法文化的精神构造与制度原则，反映了人类对生存与发展这一根本利益的价值追求，凝结了人类法律文明的精神实质，体现了法律文化的思想灵魂。人的因素是最复杂的因素，人的心智使人具有了任何一种事物或者生物都不具有的复杂属性。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法律比较中的学术与立法的相互促进从未间断。可是，在当今法律移植和法律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

首先，它是指公众对法律制度的了解、态度和举动模式。对于法律制度的观点和态度的形态，等等。

（三）法律文化与社会能力 法律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一种社会形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社会能力。[18]民法文化的变化同样具有内在逻辑性并遵循着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存在于整体之中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之间是相互作用着的，亦即它们都被规定着，也都相互规定着，其中任何一种社会文化都不可能在单一的环境或者条件下发生变化或者变革，而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的变化或者变革都意味着全部社会文化的运动或者一次社会性革命。  一、法律文化 （一）法律文化的本质 在不同的法律文化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或者法律行为，并扩大社会或者法律文化上的差别性，或者即使是制定有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法律，在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实施效果。

人在变社会在变，文化在变民法文化亦在变，一切皆在变化之中并在变化中表现自己的本质。[6][意]大卫·奈尔肯：《论法律文化概念与运用》，穆永强译，载何勤华主编：《多元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13][德]诺贝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4][美]哈罗德·J·伯尔特：《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一卷），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一定的法律制度必然要代表一定的法律文化，而一定的法律文化也必然要表现为一定的法律制度，只有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的有机结合，才是最有价值的法律文化形态和最有效率的法律制度事实。权利和义务可以用自然法的语言来表述，也可以用功利主义的方式叙述。

这样，我们就构建了法律文化的系统：法律精神文化是法律文化的根本—法律精神文化通过一定的思想观念形式表现自己，并通过一定的法律制度文化和法律行为文化的形式转化为具有一定现实效果的法律制度与法律行为秩序。但是，事实上整个私法都是联合体的法律。

民法文化是法律文化的基础文化，是民法精神构造的核心。因此，最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法律变革，根本上是一项法律文化的变革，而法律文化的变革必须从思想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培养人们与法律制度要求相匹配的法治思想与精神，使一项法律制度成为人们头脑中的思想与精神存在，成为人的本质。但是，这些规则却可因为社会的实际的或觉察到的需要而发生变化。既应当看到民法文化运动中制度移植的普遍性和一元化发展趋势，也应当认识到民法精神文化的民族固有性与传统性。有观点指出：法律文化泛指一些有关的现象。总之，虽然法律文化现象是复杂的，但是法律文化是以作为精神的法律意识为核心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一般应当作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狭义理解。

法律制度文化总是以自己的规范形式代表和反映着一定的法律精神文化，但是这一精神文化在法律移植或者变革的条件下可能并不代表该社会已经接受的或者主导的法律文化。为什么一个相同的法律事件，如同性恋或者性丑闻，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民族中会产生不同的或者截然相反的反应和评价，这仍然是由于不同的法律文化条件使然。

法律文化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使它具有了独立的社会规定性，人们确实能够从被规定着的法律文化中看到不同法律文化对社会的规定性结果，其中民法文化的社会规定性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特别是个人权利与义务在一定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后者属于客观方面，是由具体的规范、技术和设施构成的一个国家的法律结构。

人类不以单个的个人生存为条件，而是谋求并共建了一种以共同生存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形态，这虽然是所有动物界的共同形态，但是只有人类的这种社会形态，才是一种具有心智的创造，也才具有文化或者文明的意义。（二）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 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有着内在的联系。

一方面，民法文化给予人的社会地位以基本的精神指引，它使人们认识到了个人应有的价值与地位，另一方面，民法文化实现了以个人权利义务为核心的制度构建，确立了个人权利可以对抗政治社会的相互制衡的关系，建立了个人权利本位的社会关系秩序，实现个人社会关系的人格平等与意志自由，从而使人在民法文化中找到了社会人格的本质。一定的社会文化作为社会现象存在于社会之中必然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并建立一定社会文化与社会之间的那种虽然无法彻底认清但却是一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法律文化可以跨越国家—正如它在很大程度上在组成普遍法世界的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大陆法国家之间所作的那样。被称为‘法律移植的社会—法律工程包括单个法律和制度的移植，还包括整个法典或法律体系的移植。

‘法律文化既是一种用文化的眼光认识法律现象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具有实体内容和对象化的文化结构，并且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着的。不过，法律文化之间的替代与改变，并不是以一国法律文化代替另一国的法律文化。

[21]作为可替代或可改变的法律文化，是没有国籍或国界可言的，也并不能专属于某一个国家或人类共同体，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以谁为代表的或者是某一传统或源流的法律文化，而不能说是属于谁的法律文化。作为社会现象的法律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条件下为维护共同的生存基础而相互协作的产物。

具体说，民法文化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自然正义为本源，以政治民主为前提，以平等自由为条件，以个人权利为内涵的一种社会群体性心理、认知、评价、思想以及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的总和。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在这种过程和事业中，规则只有在制度、程序、价值和思想方式的具体关系中才具有意义。

[4]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法治或者法律文化建设，在根本上是多元综合的，要建立法律精神、法律制度与法律行为在本质上统一的法律文化，但这永远是一个不可能完全实现的过程或者事实。变化不仅是旧对新的适应，而且也是一种变化形式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间的关系总是或者在相当程度上是协调一致的，相反，它们之间却可能存在着不一致或者很大程度上的差别性。有学者将广义理解的法律文化作了概括。

[7]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法律或者法律文化的发展变化，既会从外来文化中吸取营养，也会保留传统文化中的因素，问题在于吸取或者保留什么以及什么主导着文化的发展方向。  出处:《法治研究》2010年第8期 进入专题： 法律文化 民法文化 。

对法律特别是其社会作用的认识，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法律认识，而只能是在法律文化意义上的把握和考察，而法律的发展和完善也只能在法律文化进化的意义上才能完成。关于构造方法，我们意指联合体中的那种规则—根据该规则，联合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被分配以相应的地位（不管是统治的还是从属的）和职责。

法律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社会的发展也意味着法律的变化，不仅如此，法律的变化还是社会发展的条件。[1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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